退思

第一条 为了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女职工健康，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及其女职工，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采取措施改善女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对女职工进行劳动安全卫生知识培训。

　　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岗位书面告知女职工。

　　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由本规定附录列示。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进行调整。

　　第五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第六条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第七条 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 作者：李家同

老张是我们高中同班同学中

唯一念医学院的同学，

他是癌症医生。

我们虽然是好朋友，

但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最好不需要去找他。

同班同学聚会，老张一定会到，

他的收入高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请客，

偶尔同学中有人发生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他也会慷慨解囊。

虽然老张对人很慷慨，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

他每次都坐公共汽车来聚会，他也乘公车离开，

现在有了地铁，他当然都乘地铁。

他也从不大吃大喝。

我的感觉是，老张非常不喜欢过非常舒适的生活。

我们都是六十二岁左右的人，

到退休年龄，却没有人真正退休。

大概四个月以前听人家说，老张退休了，

医院还为他举行了一个退休仪式，

而且听说场面有些感伤。

我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正想打电话给他，

没有想到在台北的一家书店碰到了他。

他正在买侦探小说，

看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抓住我，

找了一家环境优雅的咖啡馆，

坐下来大谈他所喜欢的侦探小说，

我也听得津津有味。

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老张瘦了一些。

老张是个聪明人。

他当然知道我已注意到他的消瘦，

他主动地告诉我，

他得了癌症，已经只有几个月的生命。

李昀：

你的批评包涵了比较复杂的内容，我觉得即使我思考多日，回复还是很可能让你觉得我是在对会议的不足进行辩护，因为我是这个会议的主要策划者。读到你的信时，我确实有点惊讶，因为你提到的不少缺失，正是我们策划时想通过这个会议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对主流媒体提出，也是对女权主义群体，更是对“女性文学”或”文化“的研究者提出的，不知为何你参加了这个会议却没有看到这些设计。当我不加任何评论立即将你的信转发所有会议组织者时，我得到的第一个反馈也表达了与我相同的惊讶，说你提的一些问题正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提出的。所以我问你参加了哪些专题，并同时反思我在操作实施会议策划理念中的不足。显然你的感受说明我们的会议没有让所有参会者明白我们想要突出的议题。

上面这段话是表明，我和你对这个学科领域的问题的批评有许多共识，开这个会正是我们希望对当前尤其是“女性文学”研究和传媒中缺乏批判意识和有效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吕频在信中表达了这样的理解：

我认为会议的目的还是从研究促进共识和运动，因此需要发展一种历史性的、结构性的批判视域，视觉再现研究，究竟是一种女权主义的政治关怀的入手，要从历史到现在到未来，找脉络，找动力和思想资源，

我很欣慰她对我们的宗旨有这样的理解。但实际上我们在会议的组织过程中发现要实现这样的目的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想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人在思考和研究，我们收到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在过去30年的主流话语框架中，能够跳出主流框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历史性的梳理的研究极少。换言之，在征集论文的过程中我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弊病，当代女性学者也是当

新闻媒体不仅具有客观地报道事件的任务，还肩负着倡导社会正义的责任，而正义中隐含的基本伦理就是保护受害人不再遭受二度、三度的伤害。然而，很多时候，媒体人恰恰就是那个第二次伤害受害人的人，尤其是当事件涉及性和性别问题的时候。

比如这次关于深圳联防队员私闯民宅、打砸强奸的报道，本来是杨喜利利用公权，手持钢管、警棍闯入小店，一通乱砸后又殴打和强奸王娟，报道的重点却变成了丈夫杨武的无能。网易等网络媒体甚至展开了杨武是否值得同情的争论。报道中，杨喜利多次进入小店，欺负杨武一家的细节被忽略，更多的是问杨武一个1米6左右的人为何不去反抗1米8左右的联防队员杨喜利和他的两个同伙。

记者在采访时用微怒的口气问杨武：“你不知道有一个正当防卫的吗？啊？”“那你怎么不出来帮她呢？”采访杨武生活圈的人时，关注的也不是联防队员如何骚扰居民生活，而是杨武怎样的懦弱：“他是经常被欺负的吗？就是被欺负后他不会去反抗吗？”甚至暗示杨武不反抗，是因为不爱妻子：“他平时跟他老婆关系好不好？那他老婆被欺负，他没有反应吗？”

记者似乎遗忘了杨武一家作为外来打工人员，与联防队员之间在公共领域的关系。杨武14岁丧父辍学后，一直在外打工流浪。事发时他有70多岁的母亲，4个孩子，长期作为外来工生活在深圳。为了生存，对于杨喜利的骚扰他只能忍着。媒体追问杨武为何不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却没有自我反思，反问自己是否完成了给民众带去资讯和倡导社会公义的责任。

对于妻子受害，杨武已经是愧疚万分，自称“窝囊”。采访者却抓住这两个字，做了一份“客观”的报道。用指责的语气采访他，用窥探的视角采访